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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“自杀的人不负责任”,是不负责任的

发布时间:2019/05/06  来源:网站  阅读次数:[]

上海17岁少年跳桥自杀,许多人为之震动。有些人同情逝者,有人同情家人,都是人之常情。但还有人出来指责逝者……

事实上,这种“指责自杀的人不负责任”的论调,相当不负责任。不仅污名化了自杀者,而且会造成更多(而非更少)的自杀。

指责“自杀不负责”,能阻止自杀吗?

现在的研究共识是,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,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——个人的生理和心理、周围家庭、小环境、大社会、族群文化……

光在个人的层面上,风险因素就包括本人的基因易感性(家庭有近亲自杀过)、精神疾病(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症、双向情感障碍、精神分裂等)、身体疾病(哮喘、癫痫、慢性疼痛等自杀风险特别高)、较为冲动、曾被欺凌、童年经历逆境和创伤比如曾被虐待等等……

在所有的个人层面的自杀风险因素里,没有一条叫做“不负责任”。一个极其不负责任、不在意他人感受的人,会是自杀的高危群体吗?他身边的人自杀风险怕是更高吧。

想到了家人,但是并没有用

再说“想想家人”。什么样的人在自杀前会完全不想家人?大概是严重的精神疾病造成神智错乱,要求这样的人“想想家人”,显然是没用的——客观情况限制,他们做不到。

除此以外,每个自杀者在自杀前,一定想到过家人。问题是,他们想起的家人,可能是冰冷,不爱他们,已经讨厌他们,不需要他们,懒得听他们说话,视他们为麻烦为负担,甚至认为他们死了更好……这样的家人。

研究显示,青少年“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度”越低,自杀风险就越高。青少年的自杀倾向,与和父母间的依恋不良也有关。自杀身亡的青少年与父母交流更少,交流质量也更差。还有研究显示,不需要身体虐待或者性虐待,光是“忽视”就足以预测青少年的高水平自杀率。

“想想家人”为什么没有用?

因为在自杀者的想象里,家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去而悲伤多久,反而可能暗暗松了口气。没有自己这个负累,再过一段时间,家人就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。甚至在一些案例里,“家人”不是把能把自己拉出泥沼的绳索,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“家人”,可能就是那个叫自己去死的人。

指责自杀者,会造成更多的悲剧

自杀,与其说是“个人性格问题”,不如说是“公共卫生问题”。正因如此,世卫组织才特地出了预防自杀的专刊,提到了三个层面上的预防措施:

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预,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,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心理医疗服务,让人们更难接触到自杀工具,最后,让媒体报道自杀时更负责任,比如“不要清楚描述方法,不要提供自杀地点的详细信息,不要使用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”……不要引发“自杀传染”。

②面向“脆弱的易感人群”的选择性干预,比如多宣传热线电话等求助渠道,比如培训专业人员识别高危人群。

③面向“更特定脆弱人群”的针对性干预,比如对于已经尝试自杀的个体,在医疗结束后要继续进行随访,提供社区支持等等。

在所有推荐的预防自杀策略里,没有一条叫“指责批判自杀者”。

“指责批判自杀者”这种行为在学术上叫什么呢?叫“社会支持低”——而社会支持低,正是导致自杀的一大原因。

不止如此,很多自杀者有精神疾病——自杀身亡者60%的患有抑郁症,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青少年里20%有自杀企图,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等饮食失调症的女孩的自杀行为风险明显增加……指责这些人“不负责任、不够坚强”,就好像指责因病瘫痪的人“自私不顾家”一样,不但不可能起到“激励”的作用,而且把自杀和“道德低下”联系了起来,会引发羞耻感,妨碍有自杀念头的人求助就医,结果可能造就更多的悲剧。

自杀是悲剧,许多自杀是疾病所致。它不该被美化,但也不该被污名化。

青少年自杀,到底是为什么?

《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里的自杀行为》(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)这本书里,讲了一个叫J的男孩的故事。

J是个15岁的华裔男孩,他的父母是越南华人,家里既说中文也说越南语。父母后来移民到美国加州,生了J和比J小两岁的妹妹,兄妹俩感情不错。J在学校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,没有精神病史,没有酗酒吸毒,生长发育过程里也没啥明显问题。唯一的问题是,父母觉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《部落冲突》的网游了,于是开始禁止他用手机和打游戏。

有一天,从学校回来的路上,J和父亲因为J的手机使用问题吵了起来。回到家里,J又因为想用妹妹的平板电脑而和妹妹发生争执。吵架后,J在愤怒中冲出了家门,在附近走了一圈,最后去了火车站,打算在下一班火车来时跳轨自杀。

青少年自杀的第一个特点,就是并不罕见。很多人觉得,青少年人生刚开始,青春健康前途无量,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,怎么会去寻死呢?

事实上,全球15~29岁的年轻人,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杀。我国情况也类似,根据《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》的数据,自杀在10岁之前还比较少,但在此后就风险迅速上升。10~25岁之间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,自杀可以排到前三,另外两个分别是交通事故和溺死。

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,差不多7个人里就有一个。他们沉默无声,但就在你我身边。

2007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2416个从五年级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学生,发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占15.23%,有自杀计划的人占5.84%,有过自杀行为的1.74%。2012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杭州市的7335个初中生到大学生,其中有14.3%的人认真地考虑过自杀,6.9%的人已经定过自杀计划,2.1%的人有过自杀行为,1%的人反复尝试过自杀。接受调查的都是还活着的人,但也可以据此估算死亡——自杀未遂和自杀身亡的比例,一般是在10:1左右。

接着讲J的故事。J没死。火车来了,但速度很慢,J担心死不成还留下终身残疾。犹豫再三,火车开走了,J在车站又呆了几分钟,然后回家了。在家里,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车站打算自杀的事,并要求妹妹绝不把这事告诉父母。妹妹非常不安,第二天,她在学校和自己的朋友谈了这件事,继而惊动了学校。学校紧急联系了J的父母,正式建议他们带J去看医生。

通过和J以及J父母对话,医生发现了两件事——

①父母觉得自己和J的关系很正常。而J则把“和父母交谈”列为会令他恐惧的事情之一,因为长久以来,父母不断批评J懒惰、很少帮忙家事。

②父母觉得J的问题在于沉迷游戏,不在现实里交朋友。他们认为,没收手机后,J就会转向与人交往了。而J则表示,自己并不是“沉迷游戏”,只是觉得无聊或者感觉难受时才玩,另外,他害怕和父母交谈,因此呆在自己房间里打游戏是一种躲避父母的办法。他跟妹妹或者堂表亲在一起玩时就不需要玩游戏,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,他可以舒适地做自己,而不必担心被评头论足。至于交朋友,J说自己本来就内向,而且特别害怕被评判、被羞辱、被社交拒绝,他恐惧和人互动,恐惧在班级里发言,因为那一刻他会成为全班人盯着看。他初中时曾有过很好的朋友,但后来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联络。从此,J的朋友就剩下了13岁的妹妹,以及在网游里交到的网友。然而,父母开始注意到J花在游戏里时间越来越多,于是J和父母之间不断爆发冲突。当父母没收了J的手机,J和游戏网友完全失去了联络,也失去了减压的方式和空间。在又一次争吵后,有了J的火车站尝试自杀之行。

青少年自杀的第二个特点,导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——“现在的青少年实在是心理脆弱,一点打击都承受不了”。实际上,青少年自杀,往往是“最近的直接诱因”再加上“久远的危险因素”——后者虽然发生在过去,却还在影响青少年的心理。最近的直接诱因,可能是一个耳光,一句斥骂,一场争吵,一个处分,一个拒绝,一次失恋,一个低分……总之,都是小事。而久远的危险因素,也许是五岁时受到的虐待,近六年来的孤独与无助,两年前开始的校园欺凌……问题在于,假如当事人逝去,就很难再弄清“久远因素”为何了。

作家刘亮程说,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,我们不能全部看见。我们只看见最后的那一记打击,更多的伤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们心中。

孩子有自杀念头,但很多父母并不知道

有项研究调查了自杀未遂后被送到急诊室的青少年患者,发现85%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有自杀念头;90%的自杀尝试,是父母不知道的;近70%从考虑自杀到开始行动,间隔不到30分钟。这意味着许多青少年死去后,父母都是惊痛茫然的——怎会如此?我们亲子关系很好啊?我事先一点都没察觉……

J在尝试自杀之前,已经情绪低落了六个月。他觉得孤单,抑郁,绝望。慢慢地,他开始相信没有人在乎他。

J的父母当然是爱他的,但论文里这样评价这对父母——

“他们能力有限,只会禁止J打游戏,而无法提供活动来帮J与同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”。父母禁止J打游戏是希望J去交友,但客观上的效果,是让J又失去了仅剩的一点同龄人社交联系。那栋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,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——哪怕是“为你好”,结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几率。

J的父母具体如何跟他对话不得而知,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他们和J交流的方式,不是让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,而是让J感觉被批评被否定。慢慢地,J开始恐惧与父母交流。

父母越严厉,孩子越容易内疚

有研究发现,华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“负罪感策略”,具体操作如:

“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来给你提供一切,你为什么还不开心/成绩不好?”

“我们这么辛苦,你就这样回报我们?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才能每天高高兴兴/成绩变好,这样我们才能开心起来。”

负罪感策略很好用,比起欧美青年,华裔青年更努力地想考出好成绩取悦家长(但对考试的焦虑程度也更高)。

负罪感策略也有代价。当父母不断告诉青少年要为父母的情绪负责(我不开心都是因为你),青少年就会越来越内疚。当青少年感觉自己怎么做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,他们就会痛苦绝望。而且他们不愿求助或者就医,因为担心这样会给父母增加额外负担,也担心会给自己招来额外的责骂。

慢慢地,华裔青少年习惯了“报喜不报忧”,甚至就算去看心理医生,这种习惯都会延续下来。有些欧美的心理医生发现,亚裔青少年表达的“自己在好转”更可能是谎言,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在说心理医生想听到的话,就像他们习惯性地说家长想听到的话一样。

在华裔家庭里,父母越是采取严厉管教,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郁。在亲子冲突严重的家庭里,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提高了30倍。还有研究显示,感觉到“自己令家庭蒙羞”,会导致更多的自杀念头。

如何挽留年轻的生命?

J为什么能活下来?有偶然,也有必然。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,必然是因为,他有一个感情好、彼此信赖的妹妹。最后拉J一把的人,其实是妹妹。如果没有妹妹这个倾诉出口,J的这次火车站之行将无人知晓。而他的下一次尝试,也许就导向死亡。

而心理医生的重点放在了两个方向上。

一是让J和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治疗,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,才能让J不那么恐惧和他们交谈。另外,父母也要意识到,在现在这个时代,网友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友谊。

二是针对J的社交焦虑症去进行认知行为治疗。J意识到,网游确实帮他逃避痛苦,但也使他没法接受社交挑战因而难以成长。经过治疗,J找到了这样一个新朋友,既对同一款网游感兴趣,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户外打篮球。J后来报告说,他的焦虑在改善。

青少年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预防青少年自杀,也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最需要关注的,可能是那些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。他们不是在“要挟吓唬人”。有个实验曾追踪了1018名自杀未遂者,在14年的随访研究中,6.7%死于自杀。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医院里可以得到照顾,但出院后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。有办法长期帮助这样的青少年吗?

社区可以如何支持青少年?

2019年《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》上的一篇研究建议,组建一个“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组”( Youth-Nominated Support Team,YST)。

除了教育青少年,这个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围的成年人。研究者鼓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、自己认识的、关心他们的成年人——可以是老师、其他亲戚、或者善良的邻居。研究者会去劝说这些成年人,告诉他们,只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支持的人即可,不用为孩子做出的任何选择负责。然后,这些成年人会接受专门培训,学习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交谈,青少年的具体心理问题是什么,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杀警训,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,如何主动去接触、去交谈、去帮助……在随后的3个月里,研究人员还会每周打电话给这些成年人,询问进展并给予指导。

最终的目的,是在青少年周围搭起一个长期存在的支持网络,也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联系、被关心、被肯定、被理解。

11~14年后,采用普通干预的225个青少年里,有13人死亡。而在有支持小组的223个青少年里,只有2人死亡。

学校应该提供哪些帮助?

除了社区支持,学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预作用。一方面,学校可以反校园霸凌,开展生命教育课程,举办预防自杀讲座,宣传心理卫生知识,减少青少年的自杀念头。另一方面,学校可以建立危机预警机制,重点关注那些学业困难、家庭困难或被霸凌的青少年,确保他们想求助时可以得到专业协助。

家庭该怎样帮助孩子?

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地方,是他们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风港。家长应该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,与子女交流的能力,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。

倾听青少年的声音,即使你觉得他们的烦恼“不值一提”。对成年人来说无关痛痒的小事,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灾难。青少年对社会压力非常敏感。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,容易冲动,过度敏感,在遇到事情时会应对错误,而让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。

家庭不和、学业压力、交友受挫、经济困难……这些负面事件每个青少年都会遇到,但有了家庭的支持,他们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气和信心。

同时,家长千万不要觉得“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耻”,疾病并不可耻,要及时带孩子寻求医疗帮助。

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谁会伤害自己,也不可能保护到每一个人。但所有的努力、培训、学习和干预,只要能留住一条宝贵的生命,就是值得的。

从社会,到学校,再到家庭,有许多可以做的事。我们可以增强方方面面的“保护性因素”,而不是把改变的责任全压在自杀者这个最弱的一环上。

(作者:游识猷 来自果壳网的微信公众号“果壳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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